老一辈的成都人都知道，现在空旷气派的天府广场，也就是毛主席挥手面向的那一大块地方，百十年前被叫作“皇城坝”，是回民聚居和卖大众小吃的地方。如今“皇城老妈火锅”、“皇城坝肺片”的名称大概都应溯源于此。
毛主席背后，则是历史上各代蜀王府邸“皇城”之所在。皇城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韵味，积淀着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它是唐末五代前后两蜀的皇城，在宋元战事之际，城垣宫殿转为数条街巷，后又成为明朝蜀王朱椿的蜀王宫，规模宏大，占成都城面积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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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外面的石牌坊，正中是“为国求贤”四字
明末清初，张献忠又改为皇城，后将皇城大肆破坏，康熙年间，朝廷又将皇城改为贡院。在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战频发，皇城作为四川军政府所在地，成为军阀混战必然抢夺的肥肉，“数次巷战，把皇城一带弄得千疮百孔凋敝不堪，一派残破相”。
后来四川政府觉得这块地荒起碍眼，便陆陆续续迁入了一些学校，分头整理，兴建房舍。后来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国立成都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那时皇城内学校荟萃，弦歌不绝。人们正在庆贺这个可喜转变，可惜好景不长。年，军阀刘文辉以皇城为据点，与田颂尧军队展开殊死巷战。一共打了9天，被围困在皇城内的各学校师生员工，纷纷藏匿砖墙下或床足避弹，几天几夜水米未沾，部份寝室被洗劫一空。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皇城内外连同部份街巷，总共死伤约人，各项损失，也就无法统计了。劫后的皇城，败瓦颓垣，荒凉满目。百万匹皇城的大城砖，年年被驻军陆续偷拆，盗卖一空。后来抗日战争，皇城内的学校奉令疏散迁走。这里也就慢慢变成了被人遗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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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皇城坝（角度相当于从毛主席挥手处望向天府广场）
郑光路在《成都旧事》中描述了皇城坝一带具体的破败景象：“‘皇城’外(现天府广场位置)，曾是贡院街、三桥正街等脏乱街巷；东倒西歪的烂棚户星罗棋布，连皇城城门洞口两个威武的大石狮子也被包围得严严密密。‘御河’淤为臭阳沟，两岸成陋巷，有的河床段也搭建了许多烂棚子。‘皇城’内，脏乱的街巷如“丐帮”大码头，无业流民乱搭建许许多多的棚屋。‘皇城’后子门处，则是由煤渣和臭垃圾堆砌几十年而成的‘煤山’。”
在文学作品中，李劼人也有这样的描述：“只管说军政府时代的皇城，已经丝毫没有皇家气象，至公堂绝非金銮殿之比，而比较壮观的明远楼，也尘封积垢到好像穿了一件腐臭的脏外套; 青砖和石头的地面，也因风雨的剥蚀，步履的磋磨，又早已失去了它的那种平坦如砥的美观，老实说来真无丝毫可以观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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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明远楼,今四川省科技馆。
由此可见，皇城及皇城坝则在经历了历史巨大洪流的数次冲洗之后，慢慢暗淡，某种程度上象征传统文化的逝去。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大后方实施空袭轰炸政策，飞机炸毁无数街道、房屋，万人流离失所，同时，又因为战时人口内迁，从沦陷区逃离出来的十几万人民来到成都。成都人口密度增大而房屋多数受到摧毁，双重因素下，政府便“出台了一项在皇城坝私造公助政策，动员这万多人修房，谁修就归谁有，便是个人私产，于是无家可归的难民贫民纷纷就在皇城因陋就简，用砖头瓦块、树皮旧布、纸板木竹，修起了一座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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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席搭起临时住处，远处是皇城城墙。
皇城坝被称为贫民窟并不是一家之言，田飞、李果在《寻城记成都》中写到，抗战爆发后，成都高等师范、四川大学等学校陆续迁出皇城，商贩走卒汇聚皇城，渐渐成为三教九流之地，鱼龙混杂，“再加上那些流落到此搭棚栖身的难民、贫民，昔日无比堂皇的皇城坝倒成了藏污纳垢、蚊蝇孽生的贫民窟”。
当年这里还有一个不那么动听的名字叫“扯谎坝”。李劼人先生曾如此写道：“皇城坝在没有开办学堂之前，是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有说评书的，有唱金钱板的，有说相声的，有耍大把戏的，有唱小曲子的，有卖打药和狗皮膏药的，有招人看西湖景的，也有拉起布围、招人看娃娃鱼的，有掏牙虫兼拔痛牙的，也有江湖医生和草药医生。但是生意最好的，还是十几处算命、测字、看相、取钱不多、而招子上说是能够定人休咎、解人疑难、与人以希望的摊子。不过也就由于这些先生说话不负责任，才使皇城坝得了个浑名，叫扯谎坝，和藩台衙门外面那个坝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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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战火摧毁的民房
居住于此的居民生活艰难，正如《成都皇城旧事》中的卢神医所说：“皇城坝是个贫民窟，我来自皇城坝，那里没有电灯，到晚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在那里没有自来水，吃的都是御河里的污泥浊水。”
皇城坝一带的居民到底有多贫困?这个问题在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成都皇城坝劳工家庭调查结果分析》的文章中有很具体详细的回答。
文章统计了皇城东西北三面七条街道内的60家家庭人员数量、工作时长、收入与支出明细等，部分简化后见表1－表3:
表2每月家庭收入(年6月中至7月中)
皇城坝一带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每个家庭家主的职业多为拉车、雇佣、手杂工、小生意等。通过表格数据可以看出，他们一年工作日以上的，占73.1%，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日夜劳累。在战时语境下，还需担心空袭轰炸，可谓身心俱疲。
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皇城坝每家收入却普遍只在－元的区间，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元，每日收入仅有12.3元。在战时语境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每市升米为20元左右。以此来看，居住在皇城坝的居民，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只能购买0.6市升米。在支出方面，用于食物的支出占74.1%，且主要以米、蔬菜为主，肉类仅占食物支出的8%，更何况“其米质均甚粗糙，价格固较低，但非经拣选之后，不能下咽，既经拣选，即有损失，且此种糙米每市升亦需二十元左右，故贫苦劳工实乏力购置足敷果腹之量”，蔬菜又以“泡菜、咸菜、辣椒粉等为主”。
衣着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据统计，皇城坝家劳工家庭中，一年内(年7月—年6月)有衣着费用支出的只有家。平均每家全年衣着费用约为元，而当时白土布亦需每尺40元，元能够5尺。此外，在皇城坝一带的居民多以租房生活，房间面积狭小，平均为1.83丈，空气恶臭，光线甚坏，大多数还没有窗户。
总而言之，在战时环境下，皇城坝一带居民处于衣不覆身、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热之中，“倘非身历其境，殊难信现代城市之中，尚有如此贫苦之劳工!”
署名阿玉的作者承认抗战以来成都的迅速繁荣，但也强调:“当你走完几条繁华喧闹的街道之后，请到四川大学——皇城——的周围走一圈吧!你将由雪亮的光明之中走进了黑暗的贫苦地方。在晚上你所看见的不是红红绿绿的霓虹灯，而是黄豆大的，菜油灯的火焰。”
几步之间街道的风格变向与文化差异引起知识分子的深思，成都的战时阶级构图仅仅通过春熙路与皇城坝两个公共空间就可略见一二。春熙路在战时逐渐成为被诟病的对象，那么皇城坝作为镜像对照，则自然引起人们的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破败繁杂之地，竟摩擦出革命与抗战的火花，渲染整个成都城的抗战气氛。
在抗战以前，四川大学就设在皇城内，抗战以后，当地政府与教育机构对部分进步大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抗战所需，场所就在皇城坝一带。孙琪华就曾回忆当年川大、武大、华大、金女大的进步学生在此训练，晨操就设在川大操场，练跑就在皇城坝、东西御街一带，这群进步学生在跑步时总会激情高喊“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等诸如此类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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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早晨，皇城坝都充斥着这赤诚的呐喊口号与激昂的爱国热情。皇城坝既是抗战热情的发生地，也是抗战动员的聚集地。在《天魔舞》中，黄敬旃、牛维新一行人满怀激情，欲图从军抗日，也是在皇城集合，进而出发的。
李劼人对此的表达特别巧妙，原文以描述陈登云心理活动进行叙述:“他的心已全用在生意上去了，用在联络应酬及对付上去了，用在打牌、吃酒、跳舞、看戏、看电影等娱乐自己的事情上去了，用在和陈三小姐讲恋爱的精致动作上去了，他根本不去想抗不抗战、打不打日本鬼子的事”“他又没有到旧皇城去过甚至连皇城坝也没去过，所以更未见那般兴奋得连六亲不认，只想上前线的青年人集合出发，等不及汽车，唯恐迟一刻就赶不上飞机，宁可徒步走三十八公里，到新津旧县去的那种伟大的场面”。
陈登云在《天魔舞》中作为李劼人抨击、讽刺的资产阶级代表，大发国难财，整日享乐，经常逛春熙路、劝业场，却从来没有去过皇城坝，这与从皇城坝集合出发的进步青年形成鲜明对比，而春熙路与皇城坝也作为背景与容器互相照应。
此外，皇城坝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特殊属性使得革命人士可以在此更好地展开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皇城坝外有一条街，名为祠堂街，相传因年羹尧生祠在此修建而得名，从地图上来看，其东接东城根南街与西御街，挨着皇城，西南方又与少城公园隔河相望。从20世纪30年代起，祠堂街逐步成为成都一条出名的文化街，据记载:“无论平时或星期天，祠堂街总是学生云集，不是买书，就是看书，有的站在书架或书摊前面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同志回忆自己走向进步就是从读进步书刊开始的。”
祠堂街在文人笔下是一条“闹中取静”的文化街，署名深渊的作者便真诚地赞扬祠堂街书店文化的榜样作用与聚集效应:“那来自城的东南西北角的，/来自乡间学校里的，/来自邻近县份的，年青的学生和公务员，/都蝇子般地挤满了书店。”
街不仅是进步思想的宣传街，也为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安全的场所，“在30年代和40年代，祠堂街是我党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党在这里曾建立支部、开展工作，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生死搏斗。
由此看来，将皇城坝独特的社会历史现实与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进行参照阐释，可以发现，抗战时期的皇城坝具有两副面孔。
一方面，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皇城昔日的繁华早已消失殆尽，加上空袭轰炸与人口内迁，皇城坝成为人口密集、汇聚三教九流的贫民窟，皇城坝的存在证明成都的繁华只是虚无的表面，处处藏污纳垢。
然而，或许正是由于皇城坝的历史原因与现实特性，它同时作为一种遮蔽伞保护了革命者的行动与宣传，催生抗战与革命力量在此产生、聚集。一体两面的皇城坝具有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是抗战语境下的新鲜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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